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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助孕剥削底层女性”不是精英女性的想象

来源:aa71助孕信息综合平台 编辑:admin  2017-02-20 14:07  阅读次数:113

  

 

  春节期间,《人民日报》登出一篇《生不出二孩真烦恼》的文章,讨论了“助孕是否可放开”,其官方微博也发起一项“助孕合法化,你支持吗”的调查,指出在开放二胎政策后,助孕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孕不育夫妻、失独家庭的一线希望。因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中国人口急速下跌、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负面效应,继去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后,这一调查一时间掀起了巨大舆论风波。然而调查结果显示,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支持“助孕合法化”。一周后,国家卫计委出面表态,称“我国将继续严厉打击助孕违法违规行为”,然而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并未停止,在两周以来持续发酵。

  钱一栋在《上海书评》发出《助孕的伦理困境:市场、科技与德性》一文,借桑德尔的“功利、自由、德性”的现代伦理学分析框架,切入这一话题。

  从“功利”视角为助孕辩护者主要关注的是助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,认为放开助孕有助于提升生育率、改善人口结年龄构、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各种压力。同时,契约双方通过这一市场行为各取所需,同时不损及他人,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利大于弊。反对者并不质疑功利主义的思路,而是对利弊的计算有不同逻辑——助孕的放开可能会使本就弱势的贫困女性沦为家庭的牟利工具,从而恶化女性的处境,不仅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隐秘压迫,也可能加剧拐卖妇女强迫助孕等犯罪行为。

  从“自由”视角出发的论者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契约自由和权利,即助孕维护了那些无法生育者拥有孩子的权利。然而在贫富差距面前,契约自由的论述是缺乏说服力的,出于自愿和因家庭窘迫被迫出租子宫的境况并不泾渭分明。此外,契约本身也存在问题——在孩子出生前,助孕母亲无法真正感受母子之情的强度,进而判断自己是否愿意交易自己生下的孩子。生育权意味着公民享有决定是否生育、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权利,也并非拥有孩子的权利。

  比起“功利主义”和“自由至上主义”,桑德尔更关注的是“德性”视角,即在今天,科技与市场对人类伦理的巨大挑战。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个体,但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一切。将怀孕与婴儿作为商品,亵渎了妇女和婴儿人格,是对人的物化。某些事物一旦商品化,其内在价值就被贬损了——我们无法在用金钱买卖的同时使其内在品质完好如初。桑德尔在《反对完美: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》一书中,论述了我们珍视的种种价值、意义都无法在一种自由到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世界中存在。科技带来的完美使人生、命运这些传统概念失效了,人也将因此丧失深度,沦为一个存在于幕后的、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属性的、无比单薄毫无内涵的主体,由此,德性也将无处附着。

  

 

  然而,作者钱一栋认为,诸多批判只能针对具有健全生育能力而因其他原因选择助孕的父母,以及靠商业助孕牟利的助孕母亲。因生理残缺选择助孕者并没有贪婪的欲求,他们只想借助科技克服无常命运所带来的悲剧,因此更接近疗治残缺,而非追求完美。对科技的这种有限利用似乎不会对我们既有的意义框架造成破坏。助孕为无法生育者本已残缺的生命提供了补救的机会,使他们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孩子,将自己的生命纳入相对完整的伦理关系之中。因此,助孕问题在作者看来仍是今天的困境,难以做出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,公共讨论仍然需要持续下去。

  张烨在《政见》上发出《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?助孕的性别、阶级、种族问题》一文,从女权主义视角,对助孕进行了抨击。在作者看来,助孕首先是对女性整体的伤害,其次才是对贫困女性的伤害。

  首先,一个巨大的困境是,提供子宫者和提供基因者,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母亲?根据以往产生过纠纷的案例,法院的判决通常赋予基因更重要的地位。作者认为,这样的判决背后是父权的意识形态。在人们对基因缺乏了解时,男性一度被认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,而女性只是“孵化器”。随后,科学证明了女性也提供了一半的基因,男性不得不开始让渡一些针对于孩子的权利给女性。这在作者看来,绝不是因为男性意识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,而仅仅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们“一样”。而对于那些和他们“不一样”的地方,例如妊娠,他们选择了轻视。因此,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么重要,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女人才有的。然而,比起提供基因,妊娠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,忍受分娩的剧痛,贡献不仅体现在胎儿身体的发展,也包括情绪和心理的发展。因此,作者认为,对妊娠价值的贬低就是对母亲角色的贬低,是对整体女性的伤害。

  作者进而论述了助孕市场一旦形成,被剥削的女性往往是是贫穷的、少数族裔的、第三世界的。作为世界“助孕中心”的印度,把跨国助孕的问题拉入公众的视线,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子宫,而且由于法律不健全,购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会小得多。助孕不一定是出于自愿,而是可能遭到家人、人贩子的胁迫,越是弱势的女性遭受胁迫的可能性越大。在文章的最后,作者提出:人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血缘意义上的孩子呢?

  同样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的吕频,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。在《助孕: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?》中,吕频指出,助孕的本质是一种母职交易——亲子关系交易的成立,是基于对母职的收买。在吕频看来,母亲身份之神圣性如同性与亲密关系的神圣性一样,是一种亟待破除的迷思。母职和其他女性实践一样都是性别境遇的生产场所,即,母职是一种劳动,只是其劳动属性一般被掩盖,它是无酬性的、长期被视为女性的自然义务,不履行就要被惩罚。

  女性劳动的无酬性是家庭父权制的奥秘之一,无酬性预防她们获得做选择的资本和机会,将她们控制在无法退出的从属位置上。在现有秩序下,女性的“无偿母职”早已构成父权系统下的剥削行为,下属阶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“有酬母职”同样是一种剥削。这种剥削不可避免,作为优势阶层的女性,也难以代言底层妇女的利益。单纯把市场视为剥削机制是无意义的,因为能拒绝市场,也是一种特权——将母职描述和想象成深邃、浪漫、不可亵渎的人性体验,拒绝出售,这是需要阶级优势来维持的自尊,这种自尊也反哺到阶级优势感中,而下属阶级妇女没有家庭情感糖衣包裹,又被生计挤压侵蚀,被压迫者的生活里没有所谓“无价之宝”。

  在吕频看来,相信下属阶级和优势阶级的女性拥有同样的道德、情感和理性,前者的生存状况是后者的恶化版本,这是一个女权主义式的错误。助孕是底层女性在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交错之间的竭力冒险,在她们在不同生命周期中所承担的各种艰辛困苦当中,不是必然最糟糕。不该替她们认定没有希望,该从抵抗的角度理解她们的生活。同情和共情的区别,在于前者往往投注了同情者自己的娇弱,难免是善良而隔膜的,而共情通过理解对方的担当跨越人我之别。

  最后,吕频指出,在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层面,不是禁止还是合法化的问题,而是设想如何解放母职。在她看来,回报母职肯定不是解放的方向,因为仍是基于女性角色的固定。方向应该是取消母职——取消这个作为父权制之基的女性义务角色,停止无酬劳动和被固定住的情感模式。如果生育与女性解绑,她们将拥有时间的自由,身体的自由,将失去一道很重要的”女人味”,于是不再受束缚。

  文章来源:澎湃新闻网(上海)http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6223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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